“严公直怎么也主张改制了？”

    顾宪成听后颇为诧异地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“哼！这些阁臣公卿怎么都一个德性，都只知道谄媚他张江陵，助其嚣张气焰？！”

    李三才则在这时最终也失态，且直接一脸不忿地说了起来。

    顾宪成倒是最先镇定下来，看向李三才，无奈苦笑道：“或许你说的没错，或许到阁臣公卿层次的人眼里，乡谊人情什么的都不重要，对错也不重要，只有他们个人的前程利弊与大明的国运才重要，别的都不会放在心上。”

    “大明的国运？”

    李三才听后不由得一问，然后摇头苦笑起来。

    “好一个不问对错，但大家不过都是雇工而已！”

    李植这时跟着说了起来，且道：“申、严等人若真考虑到社稷，那我就真想不明白，这产业也不是他们的，他们瞎操心做什么？难道就真的信了圣贤的道理？但想来他们也不是那样迂腐的人。”

    顾宪成道：“我也不明白。但无论怎么讲，这些所谓的阁臣公卿，皆是无仁义道德之人，皆是只会苟安中庸的伪君子！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严清的确在上了处决吕藿等逆犯的题本后，又上了本请朝廷不要撤废巡警队，而是改设巡警队为巡检司，且增设巡检铺的题请。

    很明显，严清一旦决定向张居正等文臣一样，积极于改革，就会很清楚，不撤废巡警队对大明朝廷加强南直的管理是有好处的，且闻弦歌而知雅意，也猜到朝廷肯定是不愿意撤废巡警队的，也就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以加强南直治安为名，上了这道本。

    作为刑部尚书，严清是有资格对全国的治安提出自己的改革意见的。

    皇帝也得对他的意见予以重视，而不能轻易驳斥。

    因为公卿级的大臣，提出的建言，皇帝如果都不够重视，那还怎么显得皇帝足够勤政，对这位公卿足够信任，而善纳人言？

    甚至往往在一个公卿真的提出改革意见后，皇帝不重视或驳斥后，多有上疏请辞的。

    对于位于公卿的大臣们而言，如果皇帝不配合自己的工作，自己也没必要再为大明发光发热。

    所以，朱翊钧和张居正都没有拒绝严清的提议，甚至在海瑞奏请增设巡检司时没有立即批复，就是为了等到现在，看看有没有更识趣的大臣愿意像海瑞一样，题请朝廷让皇权下达到南直县以下的地方去。

    朱翊钧还因此直接下旨，照海瑞和严清所请，设巡检铺铺正官，为从九品，而归巡检司节制，而在五千户以下的市镇集肆设巡检铺，五千户以上的新市镇设巡检司；另将一些大的市镇和几个小市镇归并为一个县，设新县。

    江南一带，商品经济发达，尤其是明正德以后，大量新市镇出现。

    许多新市镇的常住人口甚至已经达万户，乃至比许多县府城都要富庶，如南浔镇、王家范镇等。

    这些新市镇大部分都还不是紧挨着县城府城出现的，而是在远离县城府城的三不管地带，只因商贸发达而兴盛起来。

    所以，这些地方往往没有官府的管理机构。

    但偏偏又是人口和新税源集中地，也是藏匿盗贼、奸商的地方。

    故而，朱翊钧才会同意海瑞和严清所请，在这些地方增设巡检司和巡检铺，乃至有必要的话就重新设县，加强行政管理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正因为此，大明在这个时代是不适合裁减机构、精简冗员的。

    毕竟大明本来就是小朝廷模式，在地方上没多少官僚，全是胥吏与乡绅把持基层。

    而如果像南浔这样的十万以上人家、上百家富商，富甲浙东的大镇，只让胥吏和乡绅把持，那这里的胥吏和乡绅几乎就能把周围的官衙都控制住，进而彻底成了土皇帝，对当地百姓的生杀予夺都是他们说了算。

    朝廷的正税杂税和徭役，也因此只能摊派给没有被这些胥吏豪绅控制的县府城附近的自耕农，如此只能造成更多的自耕农破产，更多的流民出现，然后更多的流民流入到这些不受朝廷控制的新市镇去。

    进而造成看上去大明经济是越来越繁荣，结果整个国家却越来越虚弱。

    朱翊钧通过锦衣卫的调查，和海瑞等在南直的汇报，也清楚了这一点，便就下旨进行了这样的改革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朱翊钧还以，人口调查结果，与《万历会计录》，对天下各司田亩税赋情况对比结果，显示南直人多且税赋比率高，而一个巡抚管理明显不够为由，要求将南直划分为江苏和凤阳（今安徽）两省，增设江苏和凤阳布政司、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和抚按官。

    但因南直本是龙兴之地，政治地位特殊，故依旧保留南直称呼，而设南直总督，以两京部堂大员任其职，而总督江苏、安徽两省军政，以保证本朝之财赋重地长治久安。

    海瑞改任为南直总督兼掌国税司，暂不还京，负责执行该旨，开始拆分南直，会同抚按，拟出拆分步骤，且负责向吏部荐举相应官员任相应职位。

    南直因为如今要增加许多官吏，朱翊钧只有让海瑞来负责这些新增官员的任命和考核，才放心，所以就没打算让海瑞提前回京。

    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在南直的推行，则也因此在万历九年的年底正式完成推行。

    “按国税司提报，户部统合计算出此次取消优免后，南直今年合计增加税粮八十七万石粮，税银增加九百六十七万两银。”

    户部尚书张学颜也在万历九年年关于政事堂的财政廷议上，汇报了官绅一体纳粮当差新政推行后取得的成绩。

    朱翊钧听后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据清丈结果，江南豪绅优免田亩达两千多万亩，取消优免，增加这么多钱粮，也不奇怪。

    尤其是税银。

    如今的江南早已不是天下的粮食中心，大部分豪绅大户开始种植经济作物，所以粮食收不了多少，但银子却是能通过改革收上来不少的。

    不少江南官绅肯定都选择了以银折粮。

    何况，江南商贸发达，免丁银的士绅家的人口多，真要收起丁银来，增加的幅度自然是远大于粮食增加的数量的。

    而这时，负责度支司王国光则奏道：“启奏陛下，总督海瑞报请蠲免南直田亩不足五十亩的自耕农之丁银，臣核算需蠲免六十五万两有奇，如今特报于陛下知道，请陛下圣裁。”

    “准予蠲免！”

    “就让海瑞下令各司将这六十五万两退免下去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点首吩咐起来。

    虽然免除六十五万两的丁银，不过是免了新增南直岁入丁银的零头左右，分担每户小民头上，免除的也不过是几两乃至只有几钱银子，但朱翊钧很清楚，这对于一寻常百姓而言，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，带动的内需和就业价值也是很大的。

    譬如同样是优免五两银子，如果这五两银子优免到豪绅头上，他会将这五两银子用来买奢侈工艺品或者打赏乐工戏子，而这带动不了多少普通工匠靠此获得营收，只让个别技艺精湛的巧匠与艺术工作者获得报酬，进而只促使精湛的工艺品与高档艺术品出现，而不会促进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出现；

    如果是老百姓则在得到五两银子，老百姓就会去增加日常所需，去改造房屋，或者购买各类农具，而为的是改善居住环境和提高耕作能力，且也让大量普通工匠和普通作坊增加了收入，普通作坊还会为了薄利多销，而想办法提高生产率，促进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出现，进而促使工业化出现。

    哪怕是文艺工作者，也会因为这五两银子是优免到百姓身上，也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，让自己的作品更愿意去讨好百姓，反映百姓的生活，进而更利于开启民智，而不是做士绅口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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